马泰祥 | 语言、文学与认同：论台湾新文学的“跨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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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与认同：

论台湾新文学的“跨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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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入口，文学语言不仅具有形式意义，更富含价值内容。在中国台湾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因为文学语言的转换而构筑形成的跨语实践，拓展了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学语言丰富性的理解。从跨语实践的语言层面出发，细究台湾作家文学转型道路及精神复归的实况，可以发现，汉语的存续与台湾作家的主体性生成实密不可分。

作者简介

马泰祥，重庆江北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抗战时期文化与文学、重庆地方文史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台湾研究集刊》等学术刊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

摘要：台湾新文学场域中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发生两次转换，构成事实上的“跨语实践”。语言转换凸显出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及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跨语书写展露跨语作家均质共性的集体文化心理，两次“跨语”背后截然不同的转换意义、跨语世代获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得以复现；跨语实践中作家采取“方言路线”来学习国语的历史经验，以及直面“日语废止”问题的复杂反应，显示出光复后文化重建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挑战性。

关键词：台湾文学；跨语实践；文学语言；文化重建

一、引言

文学植根于语言，文学的本质特性即在语言及其建构当中得以显明。无论是从载体论、本体论还是客体论角度去观察，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可以统合为同一种关系，即一种中介关系”。这种中介关系的确立，使得通过语言及其变迁和转换去考察文学，并进一步推究文学的语言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可能。在文学语言学的研究视阈中，“文学语言”往往聚焦在某种特定语言上，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产中，透过语言实践形成“‘有理’‘有情’‘有文’三者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汉语”，展示出其在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方面的建构意义。

经由“文学汉语”的概念出发，可以发现在台湾新文学场域中，文学语言的存在状态较为特别：自日据时代到光复以来产生了两种文学语言——汉语与日语相交替的“跨语现象”；在台湾地区的“文学汉语”的实践过程和经验锻造中，又集中出现了台湾地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斡旋与融通的“辩证关系”。语言是交际工具，更是认同工具。在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畴中，“跨语”往往与跨民族、跨文化体验相结合，但在台湾文学场域中的“跨语经验”集中在本民族和本族文化之内；在文学和文化学的理解中，历时性的“跨语”及相关文学创作又牵连出了文化资源的调用、权力话语的流变、作家心灵的变迁乃至国族想象之体现，值得细究。如果能将分析重心置于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作家身上，从他们语言转换、文学转型和认同变迁的动态路线中，就能发现作为语言现象的“跨语实践”，如何经由文学创作的语言变易，发生了台湾文学场域中文化和认同的重新塑形。

在先行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尝试从光复后台湾省“国语推行运动”的制度层面去把握语言转换的意义。作为重建民族国家认同中重要一环的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其运作策略即希望通过更易实现深层次文化认同的语言的回归，借助汉语复归而达到“去殖民化”以及“重塑文化认同”的目标。黄英哲在《“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中，将推广汉语、取替日语的语言转换纳入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制度层面进行考察，“跨语”亦因此成为“文化再构筑”的外在表征；黄美娥在《声音·文体·国体：战后初期国语运动与台湾文学（1945—1949）》中，从声音系统、书写方式、国家精神等维度，考察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与台湾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详实重溯“跨语”现象的发生背景——“国语推行运动”，并提示注意这一变动背后所蕴含的后续效果，“包括文学知识系统转换、文学典律更动调整、文学作家范式选择确立等问题”。也有学者以具有“跨语经验”的作家为分析对象，注意到了“跨语经验”的内在肌理，如柳书琴在研究中聚焦跨语作家龙瑛宗，从他跨语前后的文学书写中，推究“跨越行为背后深层的思想与价值变化”；徐秀慧观察到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本土作家，如何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论争中积极发声，对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跨语”活动因此具备了积极的转化意义，“不是机械的、单向的、突然的转化，而是经过改进、保有、发展的‘扬弃’过程的辩证转化”。同时，从“语言”与“认同”角度去把握跨语，也展示出跨语经验背后政治维度的价值意涵。朱双一分析了光复后台湾的语言转换与国族认同的关系，彭小妍推究创作语言的选择对于文学主体建构的意义，这些研究揭示出语言转换、文学实践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性。

以上研究从不同的侧重维度对台湾地区的“跨语实践”进行阐发，发人深省，同时也启发我们注意，在探讨台湾地区新文学“跨语实践”问题的时候，需要用长时间的纵轴来分析台湾新文学语言数次跨越语境、跨越文化的变化情况。深化这一思路，需要落实语言转换与文学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此来确定跨语实践的主体——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作家——的集体心理与感情结构，并从他们的创作体验和跨语书写中去探求国族与文化认同。从跨语实践的语言层面出发，系连具有跨语经验的台湾作家文学转型之路，并最终落脚于这一实践背后的认同变迁和精神复归，是本研究的逻辑动线和言说思路。

二、语言转换：台湾新文学场域中的两次“跨语”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台湾新文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刺激下得以展开。在台湾新文学作家的思考中，以“文学汉语”——现代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来进行创作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尽管作家在讨论建设台湾新文学时所应使用的“白话文”时，仍有动态的思考和纷争的焦点：是以趋向大陆的“白话文”为台湾地区新文学建设的语言追求，还是在文学语言中应当保留更多台湾地区方言特质？使用“台湾话文”是另辟蹊径的语言选择，还是说方言书写其实是通向“白话文”的语言支架？这些问题在当时引发众多讨论，从历史回顾中能看到无论是“台湾话文”还是“白话文”，都寄情于中国文化本体之中，其实并无对立。因此，以上的语言实践与路线论争已经在台湾新文学场域中构建了一个以“汉语”为本位的文学语言建设路线。在台湾新文学诞生初期，正如中国大陆其他省份一样，“文学汉语”的建设和实践，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但这一语言发展路径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破坏，发生了台湾新文学场域中的第一次“跨语”。日本殖民者为求殖民利益最大化，在殖民地台湾强制开展日语的普及教育，在30年代终于取得成效；加上“皇民化”高潮时期殖民者强迫报刊废除“汉文栏”，使得在3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场中，汉语创作被迫让位于日语创作，很多原本可以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如杨云萍、黄得时等，只能转用日语来创作；更多的作家如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等因为殖民文教体制的影响，甚至在30年代并不具备汉语创作能力而只能以日语创作。从20年代新文学的“文学汉语”时代，转向30年代以日语为外在书写表现形式的时代，是为第一次“跨语”。而第二次“跨语”的契机为“台湾光复”，“去殖民化”的文化重建工作，首要目标便是在社会场域中重新恢复本民族的交际用语。具体到文学场域中，“去日语化”而恢复使用汉语，才能加强两岸之间的“心理建设”、体现民族尊严。因此，在光复初期台湾地区大力推行汉语“复原”，日据时期以日语进行创作的台湾作家，这时候或迅速切换回“文学汉语”的表达模式开始写作，如杨云萍、黄得时等，或从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汉语以求创作的再出发，如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等。这是所谓的第二次“跨语”。

毫无疑问，台湾新文学场域中的两次“跨语”虽然都表现为文坛主流的创作语言的更易，即从某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但转换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跨语”见证了日语普及所蕴含的同化意图与殖民本质，证实了殖民者自诩的“现代教育”的虚妄与文明的假象；而第二次“跨语”则涉及本国法定语文的全面推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再接续，在文学与认同议题上具有相当重要性。就语言转换的具体表现而言，可以厘析出台湾新文学场域中两次“跨语”的两条主要线索：

一条线索是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在日语影响逐渐加强的20世纪20—30年代，台湾新文学场域中显示出文学语言的新旧（白话文/文言文）并存，以及白话文（台湾话文/国语文）的不断更新与自我完善，而“文学汉语”的建设受到了殖民强权日语推行的影响。发轫于20年代而持续到40年代的“台湾新旧文学之争”，以及30年代蔚为大观的“台湾话文论争”是其中两次最为重要的、涉及“文学汉语”建设的重大论争。从论争中对于“文学语言”的形式建设这个议题着眼，可以发现论争的关注重点其实都聚焦在确立“文学汉语”的语言规范这一问题上。“新旧文学之争”在论争表面上是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价值判断，但实际上通过论争业已确认白话文/国语文的必行，参与者对于“文言文”的情感认知，某种程度上并不会阻遏“白话文”成为台湾新文学创作通用语的历史进程。张我军在1925年的《台湾民报》上发文论述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即提出台湾地区文学语言建设的远景在于汲取大陆胡适对于“建设新文学”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经验教训而推而广之：“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张我军还进一步投身白话文的推广，写作了《中国国语文作法》（1926），指导台湾民众学习和使用白话文来表情达意，这一论证实际上确立了台湾新文学发展时应该坚持的文学语言的道路，是在应努力发展“国语文”“文学汉语”上。

而对于“台湾话文论争”对“台湾话文”这一质素的强调，与不少本土论者对地方因素的强调从而凸显所谓“台湾话文”与“国语文”的对立的论说不同，更应该看到这一问题本质是在理论上将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行动指南更进一步地具象化与策略化。在“台湾话文论争”中，对此议题特别活跃的本土知识分子郭秋生，即在他的长文《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1931）中，提出要妥善处理言语和文字关系、建设台湾话文的理由与方式等。从表面看来，郭秋生似乎是不推荐使用“国语文”而强调以“台湾话文”取替之的。但不少论者往往忽略他如下的论述：“于是台湾语尽可有直接记号的文字。而且这记号的文字，又纯然不出汉字一步，虽然超出文言文体系的方言的地位，又超出白话文（中华国语文）体系方言的位置，但却不失为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汉字体系的较鲜明一点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其实很恰适地从“地方”与“国族”、“殖民制度下文化现实”与“国语文表现的现状”的关系入手，将“台湾话文”视为获取流利“国语文”表达的一种“支架”，通过建设“台湾话文”的支流，将其努力汇合到祖国大陆的“白话文”的主流之中。实如郭秋生所言，“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们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正道出了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作家使用汉语写作的艰巨性，只有从习得流利“国语文”的阶段论和支架说角度，方能理解“台湾话文论争”中台湾本地作家对于本土话文的倡导，并非出自对抗，而是出自现实的分阶段进行建设的考虑。

另一条线索，则是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日语”在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的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指作为一种殖民外来而非本土语言的“日语”，如何通过殖民同化政策以及被殖民地文化与教育制度渗透进入台湾本土语用环境中，逐渐排挤本土“汉语”（含汉语各区域地方方言）的生存空间，登堂入室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用语的全过程。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地区开始，即准备通过日语的“国语讲习所”和后续针对台湾子弟的“公学校”来进行普及日语，其本质即是通过日语文的推广来实现同化的殖民目标。但此文化/语言政策随即遭遇本土知识分子的迂回且顽强的抵抗，台湾人民通过参加汉文私塾、汉文书房、汉诗研究社等方式延续斯文，使得殖民统治者的语言政策一直成果不彰。直到1931年台湾总督府出台“国语十年普及计划”之后，“日语”的推行和应用才真正意义上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据台湾总督府自己声称，日语普及计划经过推广，竟然使台湾地区的通晓日语者于1937年达到37.86%，1941年达到57.02%，更于1944年到达71%。尽管何谓“通晓日语者”并未有量化指标，这个数据很难说如实反映出台湾地区日语普及的准确情况，但的确可以认为日语作为一种殖民者强加、而非本土文化交际中本就具有的语言，从30年代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交际用语了，并且侵门踏户地进入台湾地区文学创作的世界中，蚕食鲸吞汉语创作本来应有的位置。加之台湾总督府又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强迫台湾文坛的报刊废止“汉文栏”，在文坛内部确保了日语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终于达到顶峰。

“日语”在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的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失却，则指随着抗战的即将胜利，在台湾光复之前国民党政府通过拟定“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等行政手段，确保光复后台湾的“语文政策”能够实现“去殖民化”的目标意图，因此在语文策略上双管齐下，一方面刚性地推行“国语”即汉语通用语，另一方面则要求从速清除日语的影响，以期肃清教育文化思想上的遗毒。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10月25日第二届光复节前下令废除日文版的报纸和杂志，并且在“二二八事变”平息之后彻底禁用日语。随着这种官方行政手段的介入，日语在台湾交际场域中的主流地位就此逐渐失却，日语创作在台湾文学场域内，从此不再作为文坛主流通用书面语。

从宏观看来，台湾文学场域中的文学语言，就有了一条相对清晰的文坛主流语的变迁线路：20世纪20年代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诞生以来，汉语与日语创作双峰并峙，且汉语创作尚具有一定优势；30年代中后期日语全面占优、开始挤压汉语创作，并在4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汉语才通过“去殖民”，再度“还原”成文坛主流用语。在这个新文学发展不过才30年左右的时间阶段之内，台湾文学场域内的不少新文学作家必须直面这种日/汉语文学语言的对峙与交错。因为出身时代与殖民文化统合阶段之间的张力、所接受殖民文教制度的深浅程度、所倚赖文化资源背景的差异等等区别性因素，台湾新文学作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其中一种或者两种文学语言来从事创作。

在台湾新文学场域中，只使用一种文学语言的情况比较容易被理解，即作家整个创作生涯都只使用汉语或只用日语来进行创作。比如，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终身使用汉语进行创作，以此作为抵抗日本文化统合与同化的一种方式，表现出努力以汉语小说创作来勘破殖民进步幻象而竭力“去殖民”的心灵轨迹；另有一些台湾作家整个创作生涯都只采用日语创作，如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的“幻影之人”翁闹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皇民作家”周金波等。“只使用日语”创作这一事实，在不同代际、知识结构以及精神背景的台湾作家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含义，需要具体分析。但对台湾作家整体而言，无论作家对于只能使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这一事实的情感体认与价值判断为何，这些日语创作本身就展现出了被殖民地最真实的生存经验和文学体验。

台湾新文学作家在创作生涯过程中，采用两种文学语言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无论是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还是光复后的台湾，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几乎没有哪位新文学作家是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来进行创作的。台湾作家“采用两种文学语言”，往往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完成的：或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汉语进行创作，后于30年代转入日语，如杨云萍、黄得时等；或是在30年代或40年代登上文坛以日语为文学语言开始创作，在光复后转入汉语进行创作，如吴浊流、龙瑛宗等。这两次跨语书写的历史经验，是与台湾新文学文学语言的变迁路线相合拍的，不妨视之为台湾新文学史中的两次特殊的“跨语实践”。

三、文学构型：跨语世代的集体心理与感情结构

语言的转换势必会造成在文学上极富张力的“跨语实践”，具有跨语实践的台湾本土作家在不同的世代，通过文学创作展露出共性均质的集体文化心理，从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语言政策、文化现实的真实看法。对于这些跨语世代台湾作家而言，从汉语到日语的第一次“跨语实践”是在殖民强权驱赶下文化位置的“被迫位移”：作家屈从于殖民话语权力结构凝固化的象征——以日语为表现中心的语言体系，而被迫放弃汉语（或被取消习得汉语的机会）只能以殖民者的语言来进行书写。而从日语到汉语的第二次“跨语实践”，则是“回归自身”的内在需求与“文化重建”的外在机制相结合的产物：作家通过回归汉语的语言转换，不仅实现了新文学建设初期既有语言路线的重觅，而且通过学习与使用汉语亦实现了对殖民文化强权的逆写、对殖民文化遗存的再清理，达到文化回归的目的。

因此，对于台湾新文学中经历两次“跨语实践”的跨语世代作家而言，“跨语”的动态转变背后所展现出来的，是作家主体性的坚守问题。从被迫失去既有文学语言建设路径而改用殖民者的语言，到重新使用本民族语言、实现文化回归，两次“跨语实践”的历史经验形成一种参差对照。跨语世代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文学语言写就的文学创作，借由语言与文学间的“中介作用”，为一时代留存相当珍贵的文化信息，以及各个阶段历史进程中作家群体性的文化心理。是故，“跨语实践”经由文学书写，不仅记录了“跨语”历史进程的文学表现，而且总结了台湾作家对于“跨语”这一历史现实的看法。通过考察跨语世代的台湾作家对于“跨语”历史进程的文化心态，以及对于“语言转换”后不同的文学语言的态度感情，即从“跨语心态”与“语言态度”两大维度着眼，似能得知跨语世代的感情结构。他们的感情结构反照出了台湾历史现场中文化权力结构流变、文化资本与生产位置更易等重要话题。

“跨语心态”表现为在两次语言转换中，作家在接受这一语言事实时不同的群体性心理：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被迫从汉语转向日语的进程中，可以发现作家群体几乎都是以负面的情绪对此加以应对，体现出一种不甘扈从的消极性；而在40年代的第二次语言转换，即从日语转回汉语的过程中，作家们则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积极主动性，体现为光复初期的汉语“学习潮”。“语言态度”则显示为对非母语的日语在工具论上的勉强接受、以之作为文坛建设的工具语言的态度，以及对于母语汉语所蕴含的极富积极意涵的文化认同心态。

如果以经历过日据时期和光复初期、具有“跨语实践”的台湾作家杨逵为例，将其创作生涯进行纵向历时性梳理，则更能看出在不同时空语境中作家因应态度的差异性。日据时期的作家杨逵自己并未能习得标准汉语，只能以日语创作，但他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坛只能以日语写作的现状深表担忧，显示出对于独尊日语文化空间所代表的殖民话语体系的警惕。杨逵在文学养成期直面殖民体制独尊日语的语言政策，被迫接受日语的同时也充满反抗之心：“我生长在日本的异族统治下，……以至后来的文学创作，无不是跟我整个反侵略、反帝国殖民政策、反阶级压迫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有关。”在1927年开始以日语发表创作、并于1934年以日语小说《送报夫》获得日本左翼文坛瞩目后，杨逵却更留意台湾本岛文坛的文学用语问题，以及汉语在本岛文坛的重要意义。1935年杨逵在《台湾的文学运动》《台湾文坛近况》诸文中，都对本岛文坛以日语为主导的语言创作生态间接表示不满，转而强调：“台湾的语言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殖民地文学上一个很大的烦恼根源”；“既然对象是台湾大众，结论当然是应该采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言”，显然指向的是包括台湾地区方言话文在内的“文学汉语”。

杨逵

因此，他才会在自己所主办的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1935—1937）中以设立汉文栏的方式突出“自己的语言”。这份刊物虽以日语创作为主，但为刺激汉语创作计，每期坚持刊发汉语文学作品，甚至在1936年的第1卷第10期还设置了“汉文创作特辑”，却遭到了殖民文化专制主义的责难，特辑发行受到禁止——“想不到这次在文学杂志中中文小说竟成为最后的一次”。次年4月，殖民总督府要求台湾文化界废止各报刊汉文栏，彻底绞杀了“文学汉语”的生存空间。《台湾新文学》停刊，在最后一期以日语写就的《编辑后记》中，编辑部仍寄语“汉文作家诸君”不要退却，继续用汉语来进行创作。尽管此时作家受殖民压迫并未掌握流利的汉语创作能力，但却已经能从他的言说中发现这位台湾日语作家以汉语（含方言在内）为本位的新文学语言的探索路径了。

杨逵主编的《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书影

而同样是杨逵，到了光复之后便立刻主动进行语言转换，积极尝试使用“自己的语言”——汉语——进行创作。1948年《新生报·桥》副刊上，杨逵发表《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引述大陆文学者范泉的文字，倡导“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并紧锣密鼓地积极试作汉语习作，历经曲折终于能在晚年再度以汉语创作小说，继续表达社会关怀。在更新后的文学语言世界中，杨逵践行着自己从未更易的创作初心：“文学是一种呐喊，致力于透过某一事件而具体地表达这种心声才是‘创作’。……创作的一切努力，皆是为了明确地呈现这种呐喊，同时能深刻地将它表现出来。”在语言转变所造就的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杨逵以消极情绪接受只能以日语进行创作的现实，而在光复后积极转向了汉语。他将日语主导的文学语言世界视为“殖民地文学上一个很大的烦恼根源”，而将重新使用汉语看作“创造我的自己的新的文、言一致”。

台湾作家吴新荣（1907—1967）对日语和汉语的情感态度，也可以说明这种群体性心理。吴新荣在日据时代主要以日语创作，他曾在1938年1月4日以日语记下的日记中吐露自己对于必须使用日语来写作的万般无奈：

日本國の澎漲〔膨脹〕は日本語の范〔氾〕濫を意味する。私のこの小さい個人的な城塞ではこの范〔氾〕濫を防ぐことが不可能である。（“日本国的扩张即意味着日语的泛滥。以我这小小的个人的城堡来说，要防备这种泛滥是不可能的”）

被驱使着去“使用日语”，在吴新荣的思考中，即意味着殖民霸权和文化构造作为异己物对身为独立心灵个体的作家内部精神世界的侵入。吴新荣使用了无力防备而惨遭侵犯的“个人的城堡”这一象征性的喻说，对此跨语现象加以明晰化的展示。而到了日本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吴新荣在极度欢欣的情况下，立刻抛弃日语，转而以汉语记述这一天回归祖国、狂喜激动的心情：“……跳下溪中，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声绝叫：自今日起吾人要开新生命啦！”使用“文学汉语”，是挥别殖民历史记忆的方式，使得一个作家能够重新“开新生命”——寻回作家的主体意识，锻造出新的写作阶段。可以断言，不同“文学语言”在台湾文学场域中的显形方式，应被视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表征，提醒读者去注意在语言表层下的文学创作的本体价值。跨语实践及其创作同时也是作家亲历历史进程中的自我见证。

在不少台湾本土论者的理解和阐述中，“光复后”重新普及汉语的“国语推行运动”造就了新的语言生态，甚至“以新国语之姿君临台湾全土”，使得日据时代以日语创作的小说家从此“被遗忘”，让光复后这一阶段的文学成为“被诅咒的文学”。但细细推究在两次语言转换中都具有“跨语实践”的文化主体——跨语世代作家——对于两次跨语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心理，可发现：在第一次转入日语的“跨语”中，禁用汉语与台湾方言造成了作家的自卑心理与失语焦虑；第二次的转回汉语的“跨语”对他们而言，反倒是克服失语与焦虑、重寻自我主体性的一次精神自新，否则便不会有光复以来台湾作家集体的汉语学习热潮，并且作家们经过曲折多能跨语成功，以汉语来继续进行创作。“被诅咒”一说，实与跨语世代作家绝大多数的集体心理实况迥不相侔。

四、认同回归：跨语中“方言路线”与“日语废止”背后的精神复原

如前所述，台湾新文学场域中动态的“跨语实践”构搭了两条关于文学语言发展演变的线索：一条线索是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期“文学汉语”的语言实践被日语强权所遏阻的历史经验，实践过程中涉及“台湾话文”在参与构建具有台湾风貌的“文学汉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载的功能问题；另一条线索是30年代日语取替汉语成为文坛主流文学语言，而在40年代光复之后被废止的问题。

语言攸关交际与认同，同时语言与文学之间构成一种中介关系。在语言转换与文学书写的“跨语实践”中，透过跨语世代作家跨语心态和语言态度的研究视镜，得以分析其文化认同的表现面相。在第一次跨语中，“文学汉语”的语言实践在日语侵入的大背景下向前推进，部分作家选择让“台湾话文”尽可能显形，作为建构“文学汉语”的重要方式。在“跨语”的视域中，所谓“中国话文派”和“台湾话文派”的理论对撞才能获得统摄，两者之间所争论的“中国白话文”或“台湾话文”，其上位概念应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汉语”，路线之争不过是建设“文学汉语”时的方式差异，论争显示出的是跨语世代在面对日语强势文化能量时的焦虑感和身份困境。在第二次跨语中，从日语转向汉语带出了语言学上的“第二语言习得”问题。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历史性构成”与“过去共同体”的想象，为跨语世代作家提供了超越被殖民历史经验、回归本族文化的可能性，汉语的重新习得为跨语作家提供了“与其他同胞的联结”，一种“共有的民族归属感”。对于本来擅长日语的跨语作家而言，接受1946年10月“日语废止”政令过程中的体验，其迎拒行为背后的复杂心理机制并非指向对“国语运动”的抗拒，而更多显示出光复后文化与精神复原的曲折与艰巨。

台湾光复之初，重建台湾教育与文化的工作便已有相应方针，重中之重当属“普及国语”：“语文为维持民族向心力之基本条件，亦为一切政治之基本工具，倭人蓄意泯灭台胞之民族意识，故推行日语，不遗余力。吾人收复之后，自应针对斯弊，尽量予台胞以复习祖国语文之机会，……各教育机关，亦均应协助国语之推行。……造成国语环境，数年以后，语言既趋一致。”这一语言转换的目标被落实为两大语言政策：政策一是尽快“予台胞以复习祖国语文之机会”，即迅速使得受众习得目标语言，引发了习得汉语过程中是否需要仰赖“台湾话文”、“台湾话文”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效用的讨论，语言习得、文学书写遂成为社会实践的重要议题，影响到了一直绵延至今的台湾地区所谓“台语文学”问题；政策二是驱逐日本人“不遗余力”所推行的日语，使其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力尽可能降至最低，以免损伤汉语习得与“去殖民化”的效率。相对急促的废止日语政令，在跨语作家群体中引起休克式的震荡，在短期来看对他们而言有一定接受难度，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急促的日语废止将文化重建工作的迫切性、艰巨性具象化地加以显现，反而促发了跨语世代对语言学习从工具型的动机转向融入型的学习动机，继而提高了跨语效能。

“方言路线”问题是“跨语实践”中“文学汉语”建设的一个争议热点，从20世纪30年代“国语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论争”，再到光复初期“国语推行”中如何通过“方言”来学国语的讨论，都是这一问题的诸多变体。从表面来看，“台湾话文论争”似乎不过是“中国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间的理论冲突，但冲突背后蕴含更复杂的因素，如计璧瑞所指出的一样，“对这场论争的分析当然不能忽视双方以外的两大力量，一是语言文化层面的大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二是政治层面的日本殖民者，即两方的论争实质上属于四方力量的角逐”。欧阳月姣发现，台湾话文“作为一个有待建设的未来式文体，与其说医治了普罗大众的‘文盲症’，倒不如说医治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自身精神世界的分裂感”。“台湾话文”作为“文学汉语”的“方言路线”，其实践意义如果只放在与“中国白话文”的对照组中去观察或许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所谓本土论者挪用话语资本以满足其叙事逻辑。“台湾话文”的价值意义，需要被提升至台湾地区“文学汉语”的建设实践中方能被凸现出来，而“文学汉语”的语言建设实践则又需要注意到其与日语颉颃互竟的跨语现实。

所谓“方言路线”，即是指在日语逐渐推行的20世纪20—30年代，台湾作家面对文化场域中逐渐导向日语（“跨语”）的文学生存语境时，尝试以“台湾话文”作为“语言支架”的建设“文学汉语”的路径。这一思路在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中也获得认可。在台湾文化场域中，在地汉民族的方言主要为闽南语、粤语和客语，这些相对强势的南方方言与以北方方言为主而形成的标准白话之间充满了张力。相较大陆来自闽南语、粤语和客语方言区的作家，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习得“标准白话文”的过程颇为曲折，地理空间上与祖国大陆的隔绝，以及被殖民统治下获取大陆文化资源的不易，都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紧跟大陆地区白话文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地方强势方言与正统白话文之间实现过渡与融合的方式与方法问题。因此，在从方言到共通语的迈进之路上，台湾新文学从事建设的知识分子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相较大陆的同侪们直接进行“杂糅的调和”，他们需要再多一个步骤：先根据文化场域中方言流行的言语现状，就势利用方言落定为书面语，以此作为接入“白话文”共通语写作的一种“语言支架”；然后再通过文学创作与阅读的滚动式发展，寻求“杂糅的调和”的共通语书面语的形成。台湾作家在创作中利用方言进行书写，在朝向共通语语境的路途中逐渐逼近流利“白话文”的表达，以期有朝一日拆除“方言书写”这一语言支架、形成预期的流利共通语文本。“方言书写”在台湾这一代白话作家的创作中的大量出现，有利于面对台湾大众普及白话文，亦提供了一种逐渐接近完成流利“白话文”的契机。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也尝试利用“方言路线”作为语言习得的支架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魏建功和副主任委员何容，都有意识地希望通过台湾方言来促发台湾民众的国语学习。1946年4月到6月间，台湾《新生报》“国语”“星期专论”的栏目上，魏建功等人陆续发表“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的文章如《恢复台湾话应有的方言地位》《何以要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等，大力提倡“方言路线”。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对此反应热烈，认为这一策略相当具有可行性，陈文彬即表示台湾方言“被系统完全不同的日语所扰乱的历史，只不过几十年，且在现下的环境里，恢复是不很费事的”。魏建功等人所倡导的通过台湾话文方言支架来推行国语的方式，显然更重视国语推行的心理建设，“是为了要彻底恢复台人民族意识，以求进一步建设真正的学习心理”，“推行国语和学习台湾方言，这是可以两条腿走路的，……这就将一般的语言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

台湾跨语作家这时候相时而动，他们学习使用汉语的过程中留下了通过方言路线而迈向目标语的痕迹，这些创作尝试便体现出了在跨语转换中民族意识的恢复情况。杨逵在光复前后积极行动，设法提升汉语书写能力。在他尚未圆熟的汉语写作的过程中显示出大量的方言因子，《为此一年哭》《阿Q画圆圈》《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等汉语习作便夹杂了不少“台湾话文”的语汇。跨语世代作家初期的汉语习作，受到方言的负迁移作用，当然会产生偏误而在创作中留有痕迹。但对这种语言转换的过程性和阶段性有所理解的人，必然会看到这种“方言路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且同情理解其现有的不足，深知方言形态的创作绝不会是跨语转换语言形态的终点。对台湾的情况深有理解的大陆赴台作家雷石榆，即评价此时台湾跨语作家的创作语言“用国文写的部分，文字的使用也停在‘五四’时代的白话文阶段加上一些地方语言”，但他立刻便表示同情之理解：“这是必然的，……日本本国对思想统制既如此严格，对殖民地的政策必更甚。”他甚至进一步鼓励跨语世代通过方言路线去习得国语：“为了适切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习惯，在对话上不妨使用地方语……台湾语汇也许很不够用，但不妨象声创造。”台湾话文与国语白话之间，从来不是“相生相克性关系”，毋宁说二者之间的交融互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台湾“文学汉语”形态之建设而存在的。台湾跨语作家通过对方言路线的把握，力求重新迈向台湾地区“文学汉语”的道路，是语言文体转换上的锐意进取，更是国族认同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在光复初期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赴台开展工作时，比照全国国语运动纲领，对台湾的语言现实有相当细致的工作设想：“假定台胞在光复后，痛心于使用日语，在尚不能讲国语时，会自觉的[地]恢复使用母语——闽南话和客家话。……假定去台的公教人员，深知珍惜这时代机遇的荣耀，重国语以尊国体，而造成优势的国语环境，仍承重庆的战斗姿态，在精神上给台胞以鼓励安慰，给日语以打击。”恢复使用“母语”即方言而过渡到国语的“方言路线”，在实际上与“给日语以打击”的“日语废止”策略相生相伴。在具体语言政策上，1945年3月由官方核定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已要求公文教科书禁用日语。1946年9月14日，施政主体下令禁止在台湾中小学使用日语，10月25日继而提出“本省光复，已届周年，为执行国策，推行本国语言”，要求台湾文化场域中报刊杂志停止使用日语。对于最后一道日语禁止令，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反应可以预见，与“方言路线”得到热烈支持不同，“日语废止”的语言政策引发许多争议，甚至“语言问题”还被指为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不少台湾研究者看来，光复初期台湾作家对文化场域中“日语废止”政策的不满，是因为“如果全面禁止日本语、否定日本文化，很有可能导致‘自我丧失’”。但全面禁止日语，究竟是会导致“自我丧失”，还是有助于“主体寻回”，这倒是一个关键问题。考察此时台湾日语作家最为集中的文学报刊中跨语世代对此问题的看法，不失为细究其精神指向和认同变迁的研究思路。

徐秀慧指出，光复初期台湾行政主体一时未能即刻形成压倒性的文化力量，“各派系力图借发行报刊来扩张力量，而使文化宣传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其中，1946年2月在台南创刊的《中华日报》尤为特殊，其日语文艺副刊“文艺”与“文化”由跨语作家龙瑛宗主编，且副刊发行时间直至1946年10月24日官方宣布“日语废止”令为止，“堪称二二八事件前台籍作家最重要的文艺园地”。《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副刊集结了此时最为重要的一批跨语作家如龙瑛宗、吴浊流等，成为跨语世代展示其语言转换时认同思考的重要实践场域，且其存续历程完全贴合“日语废止”的语言政策，留存下跨语世代对此文化转变的集中看法。从他们针对“日语废止”的言说中，可以发现除却一般所认为的“抗拒”之外，其实仍别有隐情。

黄意雯主编《1946年〈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副刊作品集中文译注》书影

对于“日语废止”问题，《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副刊的反应相当迅速。早在1946年10月官方正式发布废止日语的指示之前，社会上已有风声，8月5日《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副刊即有《废除日文版，形同失去双眼！》的文字，较为婉曲地坦陈希望保留日文版。但作者说明，日文版留存的价值其实在有助于研习国语：“我们并非反对废止，只是希望现在可以给我们一些学习国文的时间，而且，我们目前正把这个日文版当做是国文研究的工具使用。”作者还赶紧对建议保留日文版进行了文化认同上的脱敏处理：“我们现在必须把既是战败国，又是我们宿敌的日本文章的情况视为一大耻辱。我们绝不甘于希望日文版继续存在。”这篇本意是陈述希望保留日文版缘由的文章，又充斥着对于日语在光复后文化上负面性的精准理解，因此文字中处处留下了矛盾挣扎、难圆其说的痕迹。9月5日《日文版的废止造成省民脱离文化生活》在提出希望官方延期废止日文栏时，也不得不认可“废止日文版是为了复兴民族教育、民族文化，这是为所当为之事”，并认为许多不支持的人“不了解本省过去五十年是过着被外族统治的生活，是被强迫进行不自由的强制教育的人”。10月份情势更为明朗，废止日语成为定局，仍坚持希望保留日文版的作者显示出更加矛盾的心态，署名“丰原廖生”者希望“暂时性的容许并用日语和日语”，但同时也提及：“如今台湾已经回归祖国了。将来当然需要废日文与日语，若不转而进行国语、国文研究的话，台湾的文化将会退步吧！”在希望保留日文版的作者群体中，大家其实也承认继续使用日语对于汉语习得是有负迁移作用的。但囿于某种语言习得的惯性或者惰性，日语作家对于废止日语多是一种疑虑。在《中华日报》日文版废止的最后一期上，众多作者最终接受了这一事实，转而冀望大家继续努力，跨语成功：“我们未来就在国文版上愉快交谈吧！……不断精进国文、国语”；“我相信当务之急就是要尽早学会国文。我们也就依此主旨愉快且充满干劲地去做吧！而且我们还要努力做到让外省人惊讶到说不出话来的程度！”“黎明的曙光似乎尚未到来。可是我们有理智的光与爱！在信念与刻苦的生活中，我们应与祖国合为名实相副的一等国家，我们一起一步步的向前进吧！”

论者常苛责“日语废止”太过急促可能导致“自我丧失”，当事人在当时也觉得日语废止“最少延期二、三年较为妥当”，或曰“日文至少应该保留五年”,显然部分日文版的支持者并无具体可行的实现汉语“二语习得”的路线图和时间线。问题在于“国语推行”已被证明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与认同回归的必要性时，日语废止是否合理？在方言路线中，利用方言（台湾话文）作为支架学习国语的策略尚且充满崎岖，利用“日语”作为支架来学习国语并未显示出在语言习得上的可行性，且连当事人自己都承认日语存在具有文化上的负面意涵。那么废止日语虽然急促，却也未必如论者所谓一样造成了跨语世代的“自我丧失”。因为从短期来看，跨语作家这时候虽然充满怨言、有诸多理由来对此语言政策表露负面意结，但从长期来看跨语世代显然认识到阵痛背后文化回归的历史必然走向，否则当日语废止真正来临之际，台湾本土跨语世代的反应不会是“要努力做到让外省人惊讶到说不出话来的程度”。废止日语为汉语习得创造了更为单纯的语言环境，使得跨语世代语言习得动机更具有融入性而非工具性的特质，其语言习得的“投资”不仅促发文化资本的“升值”，更连带对文化认同的回归产生激烈反应。

挥别日语、重新走向汉语，是跨语世代“我们要夺还我们的语言！”这一口号的具象化展示。1937年4月当殖民政权宣布禁止各报刊汉文栏命令公布以后，被迫跨入日语的台湾跨语世代充满悲愤，杨逵在《台湾新文学》第2卷第4号的编后记中对仍坚持使用汉语创作的作家表示歉意，并不无讽刺地建议大家还是从日语“五十音图”学起。失去汉语的存续空间，才真正意味着台湾作家主体性的丧失。而1946年10月台湾地区废止日语、汉语习得加速，跨语世代进一步直面文化与认同回归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长远来看反倒激发了作家们的学习投入。在《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副刊行刊的最后时刻，主编龙瑛宗不无感伤，但他或许同时意识到语言转换、文学转型、认同回归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遂将“跨语实践”之意义提升到了创造台湾历史、重觅主体性的层面上：“我们通常是受到历史的塑造，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同时也在创造历史。”

五、余论

德国学者奥尔巴赫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中断言：“一个语文学家所继承的遗产中,最珍贵和最不可或缺的仍然是他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然而,只有当他先和这个遗产分隔开,再超越之,这个遗产对他来说才能真正起作用。”如果将主语“语文学家”换为“台湾跨语作家”，则这一论断更切合本论题。对于台湾跨语作家而言，本民族的语言与教养都寄于“汉语”中，而日本殖民统治的血泪事实强行将他们与“这个遗产”分隔开，致使他们一度只能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日语写作。暂时无力使用汉文而只能使用日语写作并未使得这些作家忘怀汉语，在对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的定位和功能的反复思考和讨论中，台湾跨语作家形塑了一种超越性的文学语言观念：直面日语的强势文化能量输入下汉语存续空间的逼仄，将汉语的语言发展从共通语白话文转向台湾话文的写作上，而竭力促发汉语在言文一致和文学大众化等议题上发挥功能，达到存续汉语文、保全文化语言传统的目的。这样的文学语言发展的路径，不啻一种“超越”，而在超越之后，汉语“这个遗产”，“才能真正起作用”。实如台湾作家陈映真所观察那样，日据到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场域中坚定维护语言文化传统的做法，对台湾民众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回归之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文学上的问题，和整个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共同点。在这共同点的感受中，我也‘庆幸’我们有比他们更完整的文化和语言传统。正是这传统，使我们历经日本五十年统治而不曾被日本同化。此外，过去历史上殖民主义在心灵、语言、文化、文学的影响和支配性，比起我们第三世界的朋友要轻得多。”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台湾研究》专栏，第67—7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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